第二节 艺术的价值功用
其次，艺术还具有了解自然、深入社会、洞明历史与人生的认知价值。谨举一例，说是有一回，苏东坡赴王安石府上拜访恰逢王不在，只见案头有两句未尽诗句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对此东坡先生深不以为意，菊花最能耐久，谢后一般也不会凋零，所以才有“坠地良不忍，抱枝宁自枯”的诗句。于是他自作主张，恃才傲物地在纸上续写了两句曰，“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此后苏东坡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一度认为是续诗惹恼了宰相王安石。直到不久后的重阳，他在黄州赏菊时发现，黄灿灿的菊瓣在被连日的大风刮过之后，真的是散落一地，枝头上几乎一朵不剩了。原来黄州的菊花品种不同会落瓣，或许这正是王安石提点自己、纠正认识的有意安排呢。从这个故事可知，艺术是包含有生活的知识的，它有“真”的维度；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审美的方式以“求真”，即其不直接像科学、哲学那样运用理性，也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功利化，而是直观对象，暂时将自身从与对象的利害关系中抽离出来，从而使我们的认知视野与理解能力得到拓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评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揭示了政治、社会的真理，认为其比所有职业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当代背景下，艺术的认知价值还体现在凝聚民族精神、促进文化认同方面。民族文化具有身份表征的意义，在异质文化交流、碰撞日益频仍的当下，特定人群对自身文化类型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的一致性认同显得非常重要。譬如日本民族对“物哀”、“菊”与“刀”的偏好，美国人对“西部片”所包含的拓疆精神的肯认，再如“丁丁”、“小于连”之于比利时人，《自由引导人民》之于法兰西，包括“诗骚”、《流民图》（图4-9）之于传统中国，如此等等，都是这些民族在艺术中体现出的一种对自身文化特质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
图4-9 蒋兆和：《流民图》（局部）
图4-10 白居易：《卖炭翁》（配图）
最后，和艺术的娱乐、认知功用相联系的，是艺术的教化价值。就像一个人永远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艺术既为人而生，便是“为人生的艺术”，就必然要为现实人生的优化、美化包括意识形态统治服务。所谓“寓教于乐”、“文以载道”、“高台教化”之类，说的都是这个道理。即使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论调，其同样可以归结到“美育”的范畴，甚至起到比“为人生派”更好的教化效果。析而言之，从娱乐消遣或知识传授的角度看，艺术不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而且还会因自有的精神取向而“潜移默化”给人一种价值的因素。譬如孔子早就有“兴观群怨”之说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谓“兴”，即诗（《诗经》，泛指艺术）具有“引譬连类”以“感发志意”的功用；“观”指“观风俗之盛衰”以至“考见得失”；“群”者，“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则指的是怨刺上政，正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怨而不怒”以“泄哀乐之情”是也。整句话用白话文可译为：“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会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道理来侍奉父母，可以用来服侍君上；而且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3]显然，在孔子看来，艺术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和自然的知识，通过学习不仅能长知识、得快乐，而且还能“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以“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物白居易来说。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尤其在意于用笔为劳苦百姓代言，同时也是为君上改良民生着想。《卖炭翁》（图4-10）中写一可怜的卖炭老人，一方面希望天气更冷木炭能够好卖，可是另一方面，穿着单薄、破旧的他就快要受不了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真的是一个忧伤而美丽的悖论。言其“忧伤”，是这个老人的所愿、所需如此基本，“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并且他所代表的是千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贫苦大众。而言其“美丽”，全因诗人深得中华艺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传统的精髓，其虽“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但却丝毫不粗暴、不极端，执两用中，堪为上（君上）、下（百姓）俱“化”的经典之作。由此下延，直至近代梁启超提出艺术功用的“薰浸刺提”说，都可以视为“兴观群怨”说的赓续，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个侧影。
三、其他一般性之外的特殊性功用
艺术对于人类社会有着多重的功能和作用，在其发挥影响的时候，并不是每一项功用都会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态势有关。在历史进程中，艺术的主要功用会因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即使是同一件艺术品，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它的意义也是有所侧重的。因此，关于艺术的价值功用问题，除了要了解一般性的可能之外，我们还要对一些具体的特殊性给以关注，这样才有利于在相互参照中澄明艺术功用的全貌。
首先，就某些偏重于实用性的艺术门类来说，需要对其价值功用做多维度的思考。譬如建筑艺术，对它的观察至少要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参考维度入手。所谓共时维度，是要考察该建筑（如天坛、朗香教堂等）在当时代可能具有的重意义，如基于宗教仪典需要，或用于私人居住等，这些都是需要给以肯定的首要价值。而历时维度，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尤其是艺术史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品，这是一个超越功利语境的角度，对于建筑作为艺术品的意义的发掘十分重要。
其次，从艺术与接受者的关系角度看，不同的艺术门类具有不同的功用，并且其对不同受众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艺术虽是面向全人类的活动，但随着艺术史的发展，各门艺术在形式、观念、创作过程等层面都有独特的发现，于是，理解与接受艺术在客观上就提出了许多“准入”条件，如知识水平、审美趣味、精神深度等。即使是娱乐功能突出的电影艺术，其中的一些作品也可能对观众的知识背景与心理容量有一定的要求。例如，如果对电影史中叙事手法的发展没有基本的了解，则会对好莱坞电影《低俗小说》（昆汀·塔伦蒂诺导演，1994年，图4-11）、《撞车》（保罗·哈吉斯导演，2005年）等“环形叙事”作品产生观赏困难。如果欣赏趣味狭限在《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等主旋律故事片，则会对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2007年）这种或反弹琵琶或不以叙事为目的的“另类”作品产生“阅读谬误”。如果对西班牙文艺中性别亚文化的知识不曾了解，那么观赏《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佩德罗-阿莫多瓦导演，1999年）时难免会将注意力过多投入到人物身份上。而如果对巴西电影《中央车站》（沃尔特·萨雷斯导演，1998年）故事背后的宗教背景不以为意，那么对于该片的理解便很难说全面……因为受众群体而影响艺术发挥效果的情况，这在艺术门类的此消彼长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随着当代大众文化的势如破竹，传统纸媒文学日趋没落，网络文学、影视改编成为时人的新宠。而在学院派绘画领域，与架上形式的衰落相伴随行的，正是反架上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DV艺术等当代艺术的新形式。今天，以博客、微博、微信为载体的艺术表达方式正给当下的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面对它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群类的心理和情感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艺术的价值功用是动态的、被选择的。
图4-11 电影《低俗小说》剧照
最后，谈艺术的价值功用，绝不可忽略其对具体个人的意义。道理很简单，在艺术发挥作用、实现效果的过程中，它总是首先通过一个个的个体来实现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个生命个体的重要性。如从具体的艺术家而言，我们发现，他本人对创作动机、作品意义的理解经常与受众群体、艺术史的总体评价有较大差距。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艺术创作活动是艺术家以“升华”的方式复现童年经验、释放某些情结的途径；而且，对于某些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来说，创作也是进行自我治疗的方法。如在一篇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的文章中，弗洛伊德就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和《圣安尼、夫人和孩子》展开细致分析，并就此重构了艺术家童年经验中的“秃鹫”记忆和“性”心理。弗洛伊德认为，达·芬奇因童年丧父而遗留了心理创伤，并且错综为一种情结，而通过创作，画家得以自我恢复、释放了情结。在弗洛伊德看来，作家写作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写作之于作家的个人意义也不可忽略。更多的时候，作家是那些渴望回到游戏的童年的成年人，而且他们也是特殊的一类人。在另一篇文章《作家与白日梦》中，他说，“他们被一位严厉的女神——必然，而不是神，分配了一项讲述自己痛苦及什么东西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任务”，“他知道自己不应再游戏和幻想，而应在现实的世界中行动；另一方面，将那些引起幻想的愿望隐藏起来又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他便为自己的孩子气的和不被容许的幻想而感到羞耻”。[4]所以，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就是回到游戏的童年的方式，“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而软化了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他通过纯形式的——亦即美学的——乐趣取悦于我们，这种乐趣他在表达自己的幻想时提供给我们”[5]。撇开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评价，我们不得不承认，艺术首先是为个人的，特定艺术作品的意义绝非铁板一块，它具有开放性，有时甚至对所有人来说具有消极意义的作品，对某一个生命个体却是弥足珍贵的。在鸡蛋（个体）和石头（个体组成的墙）面前，优秀的艺术作品永远是站在鸡蛋这边，艺术也由此显得博大幽微，显示出它本真的力量。
[1]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12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 杨伯峻：《论语译注》，1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学和艺术·作家与白日梦》，徐伟、刘成伦译，9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5] 同上书，102页。